[17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四。
心不他适，这是不着力处。这也是一种认识，但不是以自然界为客体、以心智之人为主体的那种对象认识，这是建立在自我体验、自我实现基础上的存在认知或本体认知。
当时，各派学说林立，存在着不同的思维走向。墨子的这些思想发展到后期墨家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，自觉地运用了逻辑思维。这个心，既是道德本心，当然也是主客合一、物我合一的体验之心。墨家所说的故，是指条件、原因，即所以然之故。[89] 这同张载的大心说一样，都是以体会为心，把心的本体存在看成是心的最主要的规定，而把本体体验看成是心的最重要的功能。
纯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纯于自己的道德本体。陆九渊与人论学，喜欢问胸中快活否？就是指主体意识的自我体验与自我评价而言的，看其是否达到了自我肯定、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享受。意会就是体验，即直接领悟自然本体的全部意义。
[44] 以静为进德之基，就是把静中体验作为实现道德人格的基础。……此心即与天地无异，不可小了佗，不可将心滞在知识上，故反以心为小。儒家主张爱人而有差等，爱从亲始，这从儒家的立场来解释，是能够成立的，但从墨子的观点来解释，在逻辑上则是自相矛盾的。若乃其情，则可以为善也，如有不善者，则非才之罪也。
当时有人认为，过去的事可以知，但未来的事不可知。[55] 在温和的暮春时节，穿上春天的时装，和五六个大人、六七个童子，一起到沂水边洗澡歌咏，领略自然界的风光，从中体验到人生的快乐，这是一种很旷达的胸怀。
比如他说，黑白两种颜色是客观存在的，是构成事物的物理性质。既然没有这种情感那就是不仁。既然能取，即从具体事物中拿出黑和白的东西，就证明黑、白两种颜色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。天地万物的根本道理即天道之诚，完全体现为人的根本道理，即人性之诚，它只能在自我体验或自我直觉中去把握、去实现，却不能在天地万物中去认识。
这种体验，就是程颢所说的体天地之化，鸢飞鱼跃就是天地之化，鸢飞鱼跃之所以活泼泼地，就是体天地之化。道家提出五色使人目盲，五味使人口爽之类的命题，既排斥儒家的情感评价，又排除一般的经验知识。但他不仅不否定情，而且提倡音乐等美的体验，这种体验不仅是人情之所必不免，而且能感动人之善心[26]。老子提出静观的方法，但他所谓静观，既不是通常所谓感性直观，也不能理解为单纯的理性直观，这里也包含着以自我体验为特征的内视反观。
其他人则保持时间太短，如从商而亿则屡中的子贡，在孔子看来，则很少能体验到真正的乐。所谓性其情，就是使七情合于道德理性，换个说法，就是使情感上升为道德理性，从中体验到真正的快乐。
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不忧就是乐。[60] 他曾经进行推论说，当古代圣人舜治理天下时，如果他的父亲犯了罪而必须受到惩办时，舜应该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窃负而逃，即偷偷地背着自己的父亲，逃到很远的海边，乐而忘天下[61]。
礼之实，节文斯二者是也。这种体验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发现人的本质存在，这种存在就是万物一体之仁。如果反身不诚，则不能实现自己的人性，也就体会不到天人一体之乐。这种乐，是一种主观体验，并不是客观认识。由此可见，儒道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、不相容的，而是互相吸收、互相补充的。[94] 知至其所不知，就是以知为不知，以不知为知，因为大道是不能称谓的，大辩是不能言说的，大仁不是儒家所谓仁，大勇也不是通常所谓勇，它已超越了一切是非善恶，是无待即绝对的存在。
他从天地生生之理的本体论哲学出发，以鱼能得其所而人能感于中者为乐。在谈到吾与点也时，他认为，曾点之志，虽然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，超妙而高远，但如果都不就事上学，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，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[72]。
承认客观规律，这是一切科学认识的根本出发点，也是建立逻辑理论的基础。有了这种知觉，好恶等情感需要也就出现了。
所谓反躬，就是返回到自己的内心，体验人生而静之性，以调节好恶之情。这个命题以自然美的形式，表现了强烈的社会内容，是以审美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体验。
[63] 这一思维特征在理学中得到充分发展和运用。从根本上说，这是尽性之事，不是认识问题。中国人习惯于用体验的方式直接把握事物的意义，善于从具体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则，而不讲求概念的形式化与公理化。后来如黄宗羲等人，似乎又回到孟子，主张四端之情即是仁义礼智之性，情外无性，性外无情，更加突出了情的感性方面。
程颢也主张静坐涵养，他提倡在心神安静、排除私心的状态下体验心中之仁体，这一点得到朱熹等人的肯定。[96] 以知为外，以不知为内，说明知识和体验是不同的，二者有内外主客之别。
血气心知之性虽不变，但是必须以喜怒哀乐之情为内容，以主体的意向活动为形式，才能有所知。窗前草不除，也是同样的意思，这个意思正是体会出来的，不是由概念化的认识得来的。
但是，不说体天地之化，并不是不要体验。在这里，不是以己知彼，而是彼此相感而通，即通神明之德。
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，物至知知，然后好恶形焉。真是指客观事实，而不是指真情实感。人不仅能说出它们的名字，而且能取，即靠经验事实去证明。程颐曾作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，实际上就是围绕这类问题展开讨论的。
《乐记》提出人生而静之性，感于物而动，便有好恶之情，说明情是表现性的。[58] 孟子特重人的道德情感，并且把这种情感提升为道德理性。
恕就是由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[24]。因为在这样的体验中，自然界不是作为被征服的对象，而是渗透了人的情感因素，甚至完全被伦理化了。
好则进了一层，但必有所好的对象，有所好则有物我、人己之别，故如游他人之园，并非己之所有。《乐记》固然重视音乐语言的作用，具有接受美学的特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必须通过内在体验才能和其志，通过体验层次上的主体意向活动才能实现人生而静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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